
科技成果转化,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环节。数据显示,去年,本市高校院所等科研事业单位技术合同额较2016年增长12倍,以许可、转让、作价投资三种方式转化成果合同金额多年居全国首位。
科技成果转化活力显著增强,上海(长三角)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也迈入从“建框架”到“强功能”的能级跃升关键期。
但市人大调研发现,当前高质量成果供给还需加大力度;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不够充分;权益分配等相关制度衔接、落地仍待加强。
“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堵点难点完善制度设计,为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,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力法治保障。”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、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阎锐介绍,修订后的《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》将于12月1日施行。其中,对完善国有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考核评价体系、推动职务科技成果权益分配改革等作出明确规定。
研发转化,同等考核
传统工业时代,科技研发以单向线性过程为主,即“科研院所—企业—产业化应用”。企业处于产学研的末端,仅能在“专利池”中淘选可能用得上的成果。
但如今,成果转化愈发体现为“双向流动”。企业既是需求提出方,也是创新决策方。它们正向科研机构“反向定制”基础性、前沿研究诉求,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攻关。
修订后的《条例》增设“科技成果供给”专章。其中明确:推动研发与转化协同并进,实施技术研发、产业培育与成果转化同步设计、同时推进、同等考核。
这正是为破解科研、产业长期存在的“两张皮”现象。部分科研项目只顾“纸面论文”,前期不考虑产业落地,导致成果“锁在柜子里”。还有部分项目,成果产出后才寻觅产业合作,周期过长,技术发展跟不上产业迭代。
为加快建立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的互促机制,市科委副主任翟金国介绍,近期将联合相关部门出台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质量概念验证平台建设行动方案》《上海市概念验证平台建设与服务指引》,实施概念验证项目专项计划。
企业创新,破解“追索难”
“强化企业主体地位,突出资源配置市场导向”,这是修订后的《条例》明确的方向之一。
市人大代表孙小芳发现,不少企业并非不愿创新,而是面临科技成果“追索难”。比如,有一家机器人企业,技术人员带走了核心技术代码,导致商业秘密泄露。可由于该企业科技成果管理机制尚不健全,导致企业在举证环节陷入被动。甚至,部分企业在研发前未充分检索现有技术,导致重复研发,造成资源浪费。
另一边,即便企业集齐证据、诉至法院,技术调查、侵权金额认定等环节专业性强,也可能沦为一场耗时费力的“拉锯战”。
修订后的《条例》明确,本市加强技术要素市场建设,完善科技成果交易平台评估定价、交易规则、信用评价、争议解决等制度;《条例》还提出,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,建立健全成果转化信息的采集和公开制度,加强与知识产权、法律服务等资源的协同。
调研中,代表们还捕捉到一类新趋势——企业“出海”下的科技成果跨境转化。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,商业秘密保护、跨境侵权风险防范等法治需求日益迫切。为更好帮助企业在“走出去”中守住创新成果、应对海外风险,修订后的《条例》明确支持企业依法依规开展海外研发投资、跨境技术转移等活动。法规指出,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,可在跨境技术交易方面先行先试。
技术经理人,共享转化收益
从实验室到生产线,科技成果转化中离不开一类群体——技术经理人。
他们既要懂技术,有一双淘出潜力项目的“慧眼”;又要懂市场,能为科学家匹配合适的“科创合伙人”、组建产业化团队,最好还要熟悉各类专利政策、法规条文。
作为沪上初代技术经理人,环上大科技园总经理李宇阳待过世界500强企业,进过国家级高新区,还曾扎根高校,入选“科创中国”技术经理人先锋榜。
“一名优秀技术经理人的市场需求旺盛,”修法座谈会上,他一边感慨需求端的火热,另一边也苦于部分大学科技园自身盈利有限,很难招揽优质的技术经理人。
修订后的《条例》明确,培育发展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队伍,明确其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参与方式和权益分配。比如,通过现金报酬、股权激励等方式获取科技成果转化收益。
“技术经理人并非单纯的‘技术中介’,更是风险共担、收益共享的‘价值共创者’,”李宇阳认为,优化完善技术经理人转化收益分配机制,有利于这一岗位迈向专业化、职业化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