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邓浩
刷视频、看直播，人们习惯了从网络上下载内容。但当手机里的AI开始帮人处理任务，路上的智能网联汽车不断上传感知数据，工厂里的机器人需要相互配合，通信网络要忙的事情就变了：既要把信息送到人面前，也要支撑智能体之间的数据交换与协作。
这意味着，未来衡量一张网络好不好，除了看视频是否流畅，还要看它能不能让智能体及时获取数据、调用算力、协同完成任务。
近日，2026世界物联网博览会在无锡举办，围绕“泛在感知—先进通信—自主决策”主线，展示人工智能与物联网融合发展的新进展。其间，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总工程师陈山枝博士接受采访，谈及AI手机和智能体发展对通信产业的影响。
在他看来，AI手机的出现代表着一种新的智能体通信需求正在形成。从手机、电脑里的软件智能体，到智能网联汽车、工业机器人等具身智能体，网络服务的对象、流量流向乃至商业模式都将发生变化。运营商也需要从提供连接，走向提供连接、算力与智能融合的服务。
《21世纪》：AI手机加速发展，为什么会成为通信产业值得关注的变化？它与过去手机上网有什么不同？
陈山枝：AI手机的出现，代表着一种新的智能体通信需求开始出现。
这里需要区分两类智能体。一类是手机、电脑上的软件智能体，它们仍然与人的应用需求有关；另一类是具身智能体，包括智能网联汽车、工业机器人、野外作业机器人等。不能简单地把AI手机等同于具身智能，但它们都会带来新的通信需求。
首先变化的是通信对象和用户结构。从1G到5G，移动通信主要服务于人，5G进一步拓展到了机器和物。随着5G向6G演进，智能体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通信对象。
其次是数量的变化。目前，全球手机用户有50多亿。我判断，到2030年，智能体这类通信对象可能达到数十亿，甚至超过人的数量。网络的用户结构将从以人为主，逐步走向包含大量智能体。相应地，移动互联网也会向智能体互联网演变。
《21世纪》：当智能体成为网络的新用户，通信网络最直接会受到哪些影响？
陈山枝：一个很大的变化是流量和流向。
过去以人为主的移动互联网应用，很多是看视频、下载内容，网络呈现“大下行、小上行”的特点。智能体的需求会有所不同。例如，智能网联汽车等需要上传数据，很多感知数据也需要传到云端用于训练。
因此，未来网络的上下行流量可能趋于均衡，部分场景中，上行需求甚至可能超过下行。这会对网络结构和通信能力的匹配提出新的要求。
另一个变化来自具身智能体的群体协作。它们可能更多是在本地相互配合，对低时延、高可靠通信的要求会更高，有时还需要点对点和点对多点的直接通信，不需要经过网络。
就像我们在同一个房间里，直接讲话就能沟通，不需要先打电话，把信息送到网络上再传回来。具身智能体之间的协作，也会带来类似车联网的直连通信需求。
《21世纪》：这些变化将怎样影响网络架构，以及运营商的商业模式？
陈山枝：过去，网络主要提供通信和连接。面向智能体，网络需要进一步满足通信、感知、计算和智能的一体化需求。我们希望基于网络提供智能服务、感知能力，这也是网络向“通感智算”融合演进的方向。
对运营商来说，商业模式的重要变化，是从提供连接，走向提供连接、算力和智能融合的服务。
网络架构也会随之调整。在移动互联网时代，很多应用依靠终端和云端配合就可以完成。但面对大量智能体，如果所有需求都送到云端处理，时延和服务能力未必能够满足要求。因此，边缘侧也需要有算力和服务能力支撑，网络会更多地采用“端—边—云”协同的结构。
当然，这种演进也要考虑成本。有些能力可以实现，但如果付出的代价过高，商业模式未必能够成立。技术能力和商业可行性，需要在网络演进过程中一起考虑。
《21世纪》：除了地面网络，卫星通信也是本届物博会关注的方向。您提出过“5G体制兼容，6G系统融合”，这条路线意味着什么？
陈山枝：我在2018年推动卫星互联网时，提出了“5G体制兼容，6G系统融合”的技术路线。
5G最初制定标准时，考虑的是地面移动通信，没考虑卫星通信。后来希望把5G用于卫星通信，就需要在原有体制上进行适配和修改，这就是“5G体制兼容”。
面向6G，我们主张从标准制定和系统设计之初，就把地面移动通信与卫星通信放在一起，进行联合设计和优化，让6G系统天然支持卫星通信，这就是“6G系统融合”。
过去一些卫星通信服务成本较高，不同运营商的技术体制也不兼容，技术体制多达10多种，类似1G时代，没有规模经济。对普通用户来说，目前的窄带手机卫星通信更多像一项保底通信服务，遇到特殊情况时才使用。如果只能发短信、打电话，就很难满足人们现在已经习惯的移动互联网使用需求。
从使用体验看，5G NTN，也就是5G非地面网络，要推动卫星通信实现“能用、用得起”，可以实现宽带业务的常态化应用；到了6G，则要进一步实现“好用、用得好”。
未来，6G地面与卫星网络融合，有望提升用户速率，让星地网络切换更加顺滑，减少用户对通信方式变化的感知。同时，也可以把通信、感知和算力进行更一体化的设计，为低空无人机等场景提供服务。
我们的目标是，让任何人、任何物、任何智能体，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包括低空等空间，都能够无缝接入6G网络。
《21世纪》：要推动卫星互联网进一步发展，目前还需要突破哪些难点？
陈山枝：我国卫星互联网已经取得很大进步，但面向全球竞争，仍有几个方面的挑战。
首先是火箭侧，需要进一步提升可重复使用、低成本发射的能力。火箭能够回收之后，还要能够快速完成后续准备、再次使用，才能真正降低制造和发射成本，这方面仍然面临挑战。
其次是卫星侧，需要形成可批量、低成本制造的能力。可以类比汽车产业：只有具备规模化制造能力，才能更好地低成本支撑大规模部署。
第三是频率和轨道资源，尤其是频率资源，需要提前布局和申请。
第四是产业协同。国外一些企业采用垂直整合模式，火箭、卫星、载荷等环节由一家企业统筹推进，起步阶段可能更快。我们通过产业协同创新推进，各有优势。从长远看，开放的产业生态有发展空间，但这也要求上下游之间更加紧密地合作。
此外，我们还需要积累不同轨道的空间辐射环境数据。通信设备进入太空，要面对单粒子翻转、抗辐照等问题，不同高度轨道的空间电磁环境也不一样。积累这些数据，有助于在进一步控制成本的同时，让卫星更好地适应空间环境。
《21世纪》：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，什么时候有望通过日常使用的手机，规模化接入卫星网络？
陈山枝：我估计，2028年前后可能开始出现手机宽带直连卫星规模商用的起步。
我们正在推动的5G NTN手机，希望把地面通信和手机直连卫星的功能合在一起，让同一部手机同时具备地面网络和非地面网络的接入能力。
从芯片设计和制造环节看，相比5G手机增加相关能力的成本可能只相差约1美元。随着芯片重新流片，可以同时具备这两种能力，即5G TN和NTN功能。
考虑到消费者通常两三年会更换一次手机，随着换机周期推进，我判断，到2028年前后，支持地面与卫星通信的5G NT/NTN手机有望开始进入规模商用阶段。
